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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林季红;刘莹

【摘要】“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

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

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

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

“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

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

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

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

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

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

我国也是成立的.%Pollutionhavenhypothesis(PHH)holdstheviewpoint

thatchangesinenvironmentalregulation(ER)resultinarelocationof

pollution-intensiveindustriesfromcountrieswithstringent

environmentalregulationstothosewithrelaxenvironmentalregulations.

AlthoughPHHisrationalintheory,empiricalanalysiscannotprovide

retwoimportantreasons;Oneisthe

endogeneity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theotheristhattheeffect

offactorendowmentonFDIinflowisalwaysneglectedinempirical

tingfactorendowmentasexplanatoryvariable,considering

theendogeneity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fromtheviewofthe

industry,

choose36industries'paneldataofChinaduring2001-2008,usingpanel

datafixedeffectmodelandrandomeffectmodelasestimationmethods

andinstrumentalvariablestoeliminatetheendogeneityofenvironmental

ultshowsthat:whenwetreatERasanstrictly

exogenousvariable,PHHdoesnotexistinChina,themaindecisivefactor

ofChina'r,whenwetreatER

asanendogenousvariable,ERisalsothemaindecisivefactorofChina's

FDIinflow,andPHHexistsinChina.

【期刊名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年(卷),期】2013(023)001

【总页数】6页(P13-18)

【关键词】污染天堂假说;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内生性;要素禀赋

【作者】林季红;刘莹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厦门大学世

界经济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厦门

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2;F062

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不断下降的关税壁垒意味着环境规制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根据“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Haven

Hypothesis，PHH)，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不同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的

强度不同，则由于环境监管力度较弱的国家相应的环境成本较低，从而会吸引来自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进行生产，使其成为污染

者的天堂。也就是说，PHH认为，环境规制的差异是FDI流入的重要原因。基于

这一假说，东道国可能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外资，导致出现“向底线赛

跑”(RacetotheBottom)的现象，形成相互之间以环境恶化来吸引外资的恶性竞

争。尽管PHH看似合理，但是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还没能提供足够可信的证据证

明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对FDI流入及区位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由于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干扰了检验分析的稳健性，因为之前的大多数

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将其视为外生变量［2］。与此同时，干扰PHH检验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许多文献在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因素对FDI流

入的影响。根据“要素禀赋”假说(FactorEndowmentHypothesis)，FDI流动

至少部分地是由要素禀赋驱动的［1］531，如果污染密集型产品是属于资本密集

型的，则该类产品应该在发达国家生产，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多学者认为，

没有考虑要素禀赋也是经验分析中PHH验证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验证

一种理论假说时有必要考虑到另一种理论假说［3］。

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我国经济的持续

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使得对我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

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而有关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

采用的是地区层面的经济数据。那么，环境规制的水平是否是我国FDI流入的决

定因素?PHH在我国是否成立?本文从行业角度，采用2001－2008年间我国36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和我国要素禀赋的影响来

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最早由

Walter与Ugelow提出［4－5］，该理论假设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会诱使潜在的

贸易和产业区位发生变化，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污染产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

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Dean［6］、Copeland和Taylor

［7］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会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那些环境标准

更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污染处理费用与治理成本。Esty［8］认为，在贸

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FDI，势必会纷纷降低本国的环境

规制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其结果必然出现环境规制的“向底线赛跑”现象，

最终将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由此可以看出，以上有关PHH的理论研究均认为，环

境规制的差异是FDI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

然而，有关PHH经验分析的结论却并不一致。一些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流

入或者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PHH

不成立。如Eskeland和Harrison［9］通过对墨西哥、委内瑞拉、摩洛哥和科特

迪瓦四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国家FDI的流入与

工业化国家的污染治理成本不相关，因而不支持PHH。Smarzynska和Wei［10］

利用24个转型国家企业层面的FDI数据，考虑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后发现一些结果

支持PHH，但是这些结果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整体较弱，无法通过稳健性检验。

还有一部分文献的经验结论支持PHH，但是结果的解释力大都很弱。如Lucas等

［11］认为OECD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的严格会导致该产业的区位发生

转移，因而会引起发展中国家工业污染强度的上升。Mani和Wheeler［12］认

为“污染天堂”效应只是短暂的，因为通过增加规制、专业技术和投资清洁生产所

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抵消“污染天堂”效应，从而抑制“污染天堂”的形成。

Xing和Kolstad［13］发现，在美国外资进入的污染密集度高的产业，东道国环

境规制的强度与FDI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污染密集度低的产业，这种

关系不显著。Keller和Levinson［14］利用美国各州18年间FDI和污染治理成

本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各州工业构成的差异来检验PHH，结果发现，污染治理

成本对FDI的流入存在适度的阻碍作用。

有鉴于此，学者们开始研究导致PHH无法从经验分析中获得有力支持的原因。其

中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环境规制解释变量本身存在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如Cole等［15］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共同代理模型来研究FDI、腐败与环境规制之

间关系，结果也表明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是以政府的腐败程度为条件的。

Millimet和Roy［16］认为PHH理论无法得到实证检验的原因之一是难以对环

境规制进行精确衡量，并且由于其可能与其他决定FDI区位选择的变量如税收优

惠、公司优惠待遇、产业集聚、腐败等存在相关性，因而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变量的

内生性。

不少文献的研究也发现，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PHH实证检验结果的

显著性会明显提高。Fredriksson等［17］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同时引入政

府腐败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其对美国在1977－1987年间FDI流入的影响。结果

表明环境规制的强度和腐败对美国FDI流入的空间区位分布有显著影响，并且模

型估计的结果对环境政策外生性的假定非常敏感。Levinson和Taylor［2］234

同样也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尽管他们研究的是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但是

也同样说明了环境规制内生性的重要性。Cole和Elliott［1］539认为导致PHH

缺乏经验证据支持的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同时

在经验分析中也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使用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工具变量，

回归的结果显示美国环境规制与其对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Sonia和Natalia［3］13利用法国企业层面的FDI数据检验PHH时同时引入滞

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和资本密集度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PHH对于新兴经济体而

言是成立的。

目前有关PHH在我国是否成立的研究中大都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的变量，检

验的结果也不一致。Dean等［18］利用中国合资企业的数据，检验结果表明，来

自于香港、澳门、台湾和其他东亚国家的FDI与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PHH。然而，来自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

的FDI与更为严格环境规制呈正相关，从而与PHH相反，作者将此结果归因于企

业的异质性。应瑞瑶和周力［19］认为我国各地区污染治理的投资额与FDI显著

负相关，PHH在我国成立。刘志忠和陈果［20］发现环境规制是我国FDI区位分

布不均的原因，环境规制对吸引FDI具有负效应，且中西部地区的负效应大于东

部地区。陈红蕾和陈秋锋［21］认为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FDI的流向影响很小，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綦建红和鞠磊［22］认为

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曾贤刚［23］则认为环境规制对我国各地区FDI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

这种影响并不显著，PHH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大量文献已经对我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考虑环境规制的影响，

从行业层面的数据来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上式中下标i代表不同的行业，下标t代表不同的年份。其中，FDI为被解释变量，

代表外商投资企业在第t年在行业i的分布。ER代表行业的环境规制水平，KL代

表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衡量的是我国的“要素禀赋”。根据引起FDI流动的两种

理论假说，我们需要重点检验环境规制水平(ER)和资本密集度(KL)这两个解释变量

系数的显著性。

此外，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另外几个控制变量。TFP为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RD代表行业的研发活动密集度、MP代表行业的市

场规模、SOE代表各行业国有企业的影响程度、HC代表人力资本投入水平、EP

代表行业的经济规模、WAGE代表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PD代表行业的产

品差异特征。α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干扰项，E(εit)=0。

FDI变量。本文采用各个行业中规模以上“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规模

以上全部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表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ER变量。目前，有关我国环境规制研究的文献中，对于环境规制的衡量选取大都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片面性，往往只是选取某一类或几类指标，而从行业角度来系

统的全面地衡量行业环境规制水平的文献则更少。为此，本文重点参考了赵细康设

计的产业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24］，选取了其中的12个评价指标。

首先是污染排放强度指标7个，分别为单位产值废水排放强度、单位产值化学需

氧量(COD)排放强度、单位产值废气排放强度、单位产值SO2排放强度，单位产

值烟尘排放强度、单位产值粉尘排放强度、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强度，这7个

指标均属于成本型属性指标、逆指标，采用线性方法对其进行标准化，具体标准化

公式为:Yij=，其中Yij代表第i个行业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代表第i个行业

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代表指标j在观察期间的平均值。

其次污染处理率指标3个，分别为SO2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固体废物处置

率;以及污染排放达标率指标2个，分别为废水排放达标率、废气排放达标率。这

两类指标均采用非线性方法进行标准化，本文中取n=2。

最后将标准化后的12个指标利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2001－

2008年36个工业行业的综合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各期。

KL变量。正如前面所述，该指标衡量的是我国的要素禀赋，用资本——劳动比表

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TFP变量，代表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Sonia和Natalia［3］

10认为东道国的TFP会影响法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本文采用Fare等基于

DEA所构建的Malmquist模型来测算TFP。其中，产出用工业总产值表示，资本

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劳动投入用各工业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RD变量。Sonia和Natalia［3］10－11在分析法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

不仅将研发费用占GDP的支出用R＆D表示，作为TFP的替代变量，同时也将R

＆D和TFP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认为TFP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效应，而R＆

D则能够反映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参考李永军［25］的做法，

采用各工业行业中新产品的产值占全部产值的比例来表示行业的研发密集度。数据

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MP变量。Cole和Elliott［1］537、李永军［25］26均认为东道国各行业的市

场规模可能会吸引FDI的流入。本文采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来表示行业的市场规

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SOE变量。李永军［25］29认为国有企业的初始行业分布对所有三资企业作为一

个整体的行业分布是有显著解释力的。本文采用各行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占

全行业所有企业固定资产规模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各期。

HC变量。用各工业行业科技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EP变量。Cole和Elliott［1］537、李永军［25］26均认为东道国行业的经济规

模可能吸引FDI流入。本文采用Cole和Elliott的做法，用各工业行业从业人员年

平均人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WAGE变量。根据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所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期。

PD变量。采用李永军［25］26的做法，各行业企业的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

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本文选取2001－2008年间我国36个工业行业部门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

工业总产值均用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格折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的

可比价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则以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其他名义变量均转换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

首先将环境规制视为外生变量，使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F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RE)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列于表1。

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αi与解释变量相关，因此应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同时，通过对残差的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因此，需对模型进

行了纠偏，表1中给出的固定效应模型即为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

根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行业角度来看，环境规制水平并不是引起我国工

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增加的决定因素，“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

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增加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并且资

本越是密集的行业外资投资企业所占份额越小，因此我国FDI流入的结构仍然是

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的，这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对富裕的现实是相符的。

正如之前讨论过的，环境规制变量可能存在着内生性，这会干扰模型的估计结果。

因此为了得到一致的估计量，我们使用ERi，t－1作为ERit的工具变量，采用工

具变量法(InstrumentalVariables，IV)进行估计，并提供了工具变量合理性的

LagrangeMultiplier(LM)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列

于表1中最后一列。LM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是合理的工

具变量。

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考虑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后，我

国环境规制水平与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的投资份额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环境规

制是我国FDI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同时，

“要素禀赋”此时也仍然是吸引我国FDI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我国吸

引外资流入的比较优势既来自于充裕的劳动力(低的资本密集度)，也来自于低的环

境规制水平。

最后检验其他几个控制变量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固定效

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首先，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研发活动密

集度(RD)均不是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这说明FDI流

入我国主要还是依赖于其自身在技术和研发方面的优势，而受我国技术水平的影响

不大。其次，行业的市场规模(MP)与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的增加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行业市场规模增大是吸引我国FDI流入的主要原因。第

三，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所在比重(SOE)与行业中外资企业投资份额的增加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行业中国有企业影响力增大会阻碍FDI的流入。第四，

人力资本投入水平(HC)与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的增加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这说明流入我国的FDI追逐的仍是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第五，行业的

经济规模(EP)与我国工业行业外资企业投资份额的增加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

行业经济规模的增大反而会阻碍FDI的流入。最后，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

(WAGE)与产品差异特征(PD)均不是吸引我国FDI流入的主要因素。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是引起FDI流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大量检验“污

染天堂假说”存在性的文献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支持，主要原因之一是环

境规制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大量经验分析都将其视

为是严格外生的控制变量。不少文献在经验分析中发现，一旦将环境政策作为内生

变量，则“污染天堂假说”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会大大增强。此外，另一个干扰“污

染天堂假说”验证的原因是许多文献在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引起FDI流

动的主要因素，即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因此，本文在检验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

影响我国FDI流入时既考虑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又考虑了我国在“要素禀赋”上

的优势。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变量视为严格外生时，影响我国FDI流入

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环境规制不是我国FDI流入的决定

因素，“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但是考虑到环境规制的内生性，使用工具

变量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表明: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和环境规制水平均是吸引

外资进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

本文的研究可以为验证“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拓展

方向。同时通过采用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我们发现“污

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这表明FDI的流入与我国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相

关，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特别是污染密集型外资的流入如不加以有效的引导

与管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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